越城区公安分局办公室 韩惠琴

“快来接接我，我又寻不着你家屋哉！”电话那头，传来母亲大声又急促的声音。

搬家后，母亲找不到我家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们带着她走过好几次，边走边告诉她方向，可是她看着一排排统一造型的房子，还是忘了。

“老哉，记性越来越差了，变成十不全了！”接到她后，她苦笑着对我说。

看她手里提着满满当当一袋蔬菜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我心疼她，却又责怪她：“我们自己会来拿的，你坐公交车上来，中途还要转车，吃力几招不要专门拿上来了！家里很少开伙。”

“这些蔬菜你爹刚割下来的，有你喜欢吃的菜头，心还在跳着呢！菜场里行贩的哪有自己种的新鲜和放心？”母亲有点委屈，一边撑开塑料袋给我看，一边辩解，“一个儿女一条心。你们工作忙，难得休息，我走得动就给你们拿来，走不动了想拿来也来不了了。”

仔细端详母亲，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眼神黯淡无光。上牙槽还剩四颗门牙，坚强地守着门面。下牙槽仅剩一颗牙齿，孤零零的，摇摇晃晃地硬撑着，随时都可能脱落。脸颊有点凹陷，颧骨显得突兀。这一年，她心力交瘁，瞬间衰老了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很多。看着她，我心里酸酸的，眼睛不禁模糊起来，想着今年一定要带她把牙齿镶好。

可仿佛就在昨天，她还是那么年轻。她个子比我高，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配着宽宽的双眼皮。村里人都说她长得好看，我长得不如她。下雨天，她来学校给我送伞，同学也对我说，你妈妈长得挺好看的。每天在纺织厂三班倒后，她还能挤出时间，穿针引线，挑花贴补家用。

为了母亲不再迷路，顺利找到我家，我说要给房子做记号。我家那幢楼旁有一排树，我在其中一棵树干上绑了一面小红旗，又在我家所在单元的门楣上插上了一面小红旗。我指着小红旗，叮嘱母亲，认准小红旗，就能找到我家。看着迎风飘扬的小红旗，母亲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她笑得像个孩子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她笑了。

说起记号，母亲絮絮叨叨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你读小学时，你爹怕你找不到饭盒，在盒盖上给你拓上硬币做记号。你喜欢吃豆沙汤圆，我在豆沙汤圆上点上红胭脂做记号。”

“你出生时，因为难产，是电吸出来的（胎头吸引术），你的脑袋被拉得老长老长。出院时花了七块钱，那时候，七块钱老值钱了！你爷爷说你被调包了，应该是个男孩。我说你身上有记号，左耳上长了个小耳朵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小时候，大家叫你小耳朵，你很自卑，哭着跑回来。你奶奶告诉你，有了小耳朵，就不会被洋拐子拐走了。别人想有还拿不出来呢！还把你辫子梳得高高的，把小耳朵坦坦荡荡露出来。”

“你小时候很乖，我们种油菜，你坐在田畻上，不哭不闹。偶尔摘几片油菜叶子，大家都说你是小鹅吃油菜。”

……

我奇怪，她可以忘记我家的地址，忘记中午吃了什么，忘记衣服放哪儿了，甚至转个身，就能忘记自己要拿什么东西。她可以忘东忘西，忘记眼前的一切，可关于我的一切，哪怕发生在几十年前，她却牢牢记得。

我突然想起很久前的一个公益广告。吃饭时，老父亲当着儿子和众人的面，直接用手拿起水饺，并装进自己的衣兜。儿子羞愧难当，老父亲却惶惶地颤颤地说：“这是给我儿子吃的，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。”

我的母亲，不是和公益广告中的父亲一模一样吗？她忘记了很多，但从未忘记爱我。我是她生命中的记号——爱的记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