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屠剑虹

越州从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四月始，曾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，为时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。次年正月，宋高宗取“绍奕世之宏休，兴百年之丕绪”之意，改元绍兴，并且“仿唐幸梁州故事，升州为府，冠以纪元”^[1]，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。绍兴元年（1131）十一月，南宋朝廷决定迁都临安，并在绍兴二年（1132）初开始迁离。南宋朝廷迁移后，绍兴依然作为陪都存在，成为一个府的府治后，依然是南宋朝廷的陪都，此处既是王室的陵寝所在，又设有浙东安抚使、提点刑狱使、提举常平使等路级机构，城中还有天庆宫、报恩观、天长观等行宫和皇室祭祀点。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朝廷宣布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40处，山阴就名列前茅^[2]。南宋一代，除首都临安以外，绍兴与金陵齐名^[3]，为全国两大城市。值得指出的是宋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至宝庆三年（1227）汪纲（字仲举，南宋安徽黟县人）知绍兴的一系列举措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绍兴城市的基本格局。本文试以宝庆《会稽续志》为主要依据，试论汪纲在绍兴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。

一、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，完善城市功能

南宋偏安江南多时，在此期间，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，给南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、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，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。绍兴作为浙东中心城市，又是南宋的陪都，更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南宋嘉定年间，虽然没有爆发宋金之间大规模战争，但金人的威胁依然存在。随着绍兴政治、经济地位的崛起，绍兴知府汪纲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扩建府城、重修各城门及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性。为此，他从绍兴城市发展的长远考虑，制定了科学规划，大修城池，疏浚河道，修筑道路桥梁，其规模之大，范围之广，史无前例。

隋开皇中，越国公杨素将范蠡修筑的山阴大城（周20里72步，不筑北面），加扩至周四十五里，高一丈七尺五寸，上广一丈五尺，下广二丈七尺，女墙七千六百五十，皆高五尺，名曰罗城。唐乾宁中钱镠重修。北宋皇佑年间，绍兴知州王逵重修罗城且浚治池壕。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，绍兴知府吴格又重修，后多摧圯。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汪纲乃按罗城重加缮治并修诸门，史称“宋城”，城周长二十四里，设城门九。“城之东，曰五云门，即古雷门，晋王献之所居，有五色祥云见，故取以名门；有水门曰都泗，旧都赐；东南，曰稽山门；水门曰东郭；西曰迎恩门，唐昭宗命钱镠讨董昌，镠以兵三万屯迎恩门，则迎恩门之名其来久矣；西南曰常喜门，又谓之偏门；南曰植利门；北曰三江门”^[4]。在修缮城墙并诸门的同时，“以至堰埭亦皆修筑”^[5]。汪纲在重修罗城的同时，对子城亦一并修之，对缺损破坏的谯楼及镇东军门、秦望门等建筑均作修缮装饰，遂为一郡壮观。城墙、城门和护城河的修建，既增强了城市的防御功能，又有利于水上运输和排水抗洪作用的发挥。

南宋时，绍兴府城内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河网水系格局，城市的运输功能主要依赖水路。凡有河道的地方，所有的物资运输以至人员出行往来都用船运。当时府城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0万，从人员出入及物资运输方便考虑，民居、商铺、酒楼甚至工场等建筑皆多依河或沿街而建。日积月累，河床的淤泥逐步抬高，船只经常搁浅，河墈亦岁久皆坏。汪纲遂重砌了河墈，对城内的河道作了疏浚，使大小支流纵横交叉，皆可互通舟楫。河道的畅通，带来了水上交通的便利，府城内樯橹相接，船舶如梭，水上运输重现繁忙景象。

随着绍兴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贸业的兴盛，城市道路日显拥挤。府城内的道路已久不修治，且多为泥土路面，一遇下雨天，路上的泥淖几乎没膝，行人苦不堪言。泥泞的路面不仅影响路人通行，也有损城市市容，于是汪纲着手修建城内道路和城市对外主要通道，采用石块铺筑路面，“始于府桥至轩亭及南、北两市，由府前至镇夷军门，贤良坊至府桥，水澄坊至鲤鱼桥，沿河夹岸迤逦增筑，暨大小路、迎恩门外至虹桥、牵汇，坦夷如砥”^[6]。使府城内的道路有了“天下绍兴路”的美誉，“井人嘉叹：实为惠利悠久”^[7]。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，汪纲又对城内向外的道路作了修建。斜桥坊路是府城通往台州、宁波等地的交通要道，每逢下雨天，路面泥泞难行，汪纲命伐石甃砌，使二州往来者甚便。

由于众多的道路都是由桥梁接续延伸，桥梁为行人及货物的运输在跨越河道时提供了最为安全的通行条件^[8]。因此，南宋时绍兴桥梁的数量十分惊人，至宋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府城内已有府桥、纺车桥、斜桥、五接桥、小江桥、落碧桥、八字桥、广宁桥、大庆桥等99座桥梁的记载，无名小桥则不计其数。在这些桥梁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南宋时建造的，而且有些桥梁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高度。如建于宋嘉泰元年之前，位于府城东南的八字桥系梁式石桥，筑于三河汇合处，兼跨三河，与三条道路相衔接。八字桥设计科学，布局合理，巧妙地解决了三街三河复杂的交通问题，堪称中国古代石桥的精品杰作。

由于年久失修，有的桥梁成了危桥，有的桥梁已经倒塌。汪纲遂对城内的桥梁作了加葺。如将原用砖砌而成的摇摇欲坠的府桥，改建为石砌拱桥，桥面两侧石栏、柱头，雕饰精美。桥面加宽后，府桥一带翕然成市，遂为壮观。修缮府治前的莲华桥，随后依次修建了拜王桥、西双桥、水澄桥、大善桥、县桥、清道桥、鹅鸭桥、木瓜桥、章家桥、里木桥等，连同已圮毁的桥梁也一并重建了^[9]。

此后，绍兴城墙更为坚固，河渠畅通，堤岸坚实，桥梁一新，城市面貌大变，绍兴的水上航运也更为发达繁荣，通瓯达闽，浮鄞达吴。

二、开浚运河，修筑堤塘，改善城市水环境

汪纲上任伊始，就作出了一条重要决策，即开浚山阴萧山古运河。这条“运河自萧山县西兴六十里至钱清堰渡堰，迤逦至府城。凡一百五里”^[10]。自南宋乾道年间（1165-1173）西兴运河即与山阴古水道连通，成为萧绍运河，使这条运河的重要性与日俱增。运河西通钱塘，东达台明，诸如漕米、食盐和其他物质的运输及官商人的往来，都依赖这条水运要道。到南宋嘉定年间，古运河“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，深仅二、三尺，舟楫往来不胜牵挽盘剥之劳”^[11]。运河沙涨，造成交通堵塞，往来不便。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，汪纲上奏朝廷开浚运河，除本府自备工役钱米外，蒙朝廷支拨米三千石，度牒七道，计钱五千六百贯，添助支遣，通计一万三千贯，以疏通古运河。组织民工修建设施，以防淤泥再入^[12]。

运河开浚畅通后，舟楫无阻，人皆便之。极大地促进了水上航运的繁荣和发达，也由此带动了绍兴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市场繁荣。

修筑海塘、增筑沙路，是汪纲上任后的又一利民之举。清风、安昌两乡，濒临大海，有塘岸以御风潮。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因遭海浪怒潮侵袭，使原本并不坚固的海塘终于溃决，决口达五千余丈，七万余亩田地被淹没后盐渍化，二万余户居民的房屋倒塌，十万左右人员流离失所，两乡仅一年的赋入损失即以万石计。嘉定十年（1217），知府赵彦炎奏请朝廷拨款，主持修筑了海塘，即山阴后海塘，共6120丈（约20399.8米），堤塘有三分之一用石块砌筑而成，于次年夏天毕工。海塘之坚固，维系着萧绍平原百姓的安危，是沿海地区的生命线、生存线，也是萧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安全屏障。汪纲十分重视海塘的安全，上任后即下令对海塘时加巡视修护，加固千里海塘，确保百万生灵。同年，汪纲又增筑了位于府城之西门，距西兴逾百里的堤塘，时称新堤。该堤长年以来外为牵夫蹂践，内为田家侵掘，废坏已久，堤塘成了泥涂。每逢初夏发大水时，河水满溢，从堤塘决口处淹没农田；当秋天骄阳仍如火烤之时，田水早已泄而不留。水灾干旱，严重影响了农作收成。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，汪纲重筑堤塘，皆用石料砌筑而成，使行人走路无淤泥溅衣之苦，舟行有纤夫拉纤之便，田有畔，岸水有储积。同时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了施水坊，共8所，各5间，可供过往行人休憩。又从长远考虑，为守坊者解决了生计问题。^[13]此举使百姓得以安居，水利设施有了改善，农作获得丰收，交通畅行便利，可谓利国利民，因而深得民心。

汪纲于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重新修砌了长约400余丈（约1333米），位于会稽县东七十余里千秋乡的菁江塘。该堤塘的修筑，解除了当地百姓遭受风潮袭击、水侵湖田之苦。次年，又筹资三千万，米千斛，椿条五万余，对西兴沙路作了修建，该沙路长1140丈（约3800米）从沙上直抵江岸。修建后的沙路宽阔平坦，行人皆称便之。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三月，宁宗皇帝灵驾发引，即由此条沙路捧擎径达于河，^[14]再由水路抵达攒宫皇陵。

汪纲从开浚运河，修筑堤塘等水利建设着手，消除了旱涝之患，许多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重返家园，安居乐业，大大促进了农副业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实施这项固本保民的措施，维护了社会稳定，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。

三、修葺名胜，保护古迹，传承历史文脉

绍兴府治，背枕卧龙山。唐代时州宅内亭台楼榭，胜迹非凡，犹如仙境。唐诗人元稹曾作《以州宅夸于乐天》之诗篇：“州城迥绕拂云堆，镜水稽山满眼来。四面常时对屏障，一家终日在楼台。星河似向檐前落，鼓角惊从地底回。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谪居犹得住蓬莱。”唐时州宅之胜可想而知。乾宁二年（895），董昌在越州称帝，自封罗平国王，举起反旗，以州治厅堂作为宫殿。钱镠奉昭宗之命平董昌之乱后，厌恶董昌宫殿伪迹，将其毁后又重新建立。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初驻跸越州，以州治为行宫，将州治中之设厅改作明堂，行祭天祭祖大礼。宋高宗迁都临安后，行宫复作州治。至宋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州宅已破败不堪。汪纲自谯楼以至设厅、由廊庑吏舍内自寝堂、燕坐疱之所，悉治新之。工程自嘉定十五年春开工至十六年冬落成。重修了多稼亭、观风堂、清旷轩、真武堂、贤牧堂、常衙厅、秦望阁、棣萼堂、清思堂、青隐轩、延桂阁、招山阁等建筑，同时又加建了多处建筑，从而成为卧龙山之胜景。如用唐代元稹“州城迥绕拂云堆”和“四面常时对屏障”之诗句，分别创建了名为“拂云”、“四面屏障”等建筑；用宋代张伯玉“疏竹间花阴，了无尘土侵”、“燕寝长居紫府春”及“州宅近云根”之诗句，分别在清思堂之北和州宅后创建了名为“无尘”、“燕春”、“云根”等建筑，还创设了镇越堂、月台、云壑等建筑。此外，汪纲一并对府治官廨作了修建^[15]。重修了提刑司、提举司、安抚司签厅、通判厅、签厅，使这些建筑“稍称大府之体”^[16]。

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，北方大片领土陷入金人之手，许多爱国之士和将领日夜思念收复失土。为激励人们继承和弘扬越王句践卧薪尝胆、发愤图强的精神，汪纲在近民亭遗址上建造了越王台。越王台高十丈，气象开豁，目及千里，为一郡登临之胜。在越王台左侧筑了三大亭，各篆字刻之^[17]。

望海亭是越城古景。该亭初为越国大夫范蠡所筑，名为飞翼楼。登楼眺望，可观察吴国入越动静。唐时在飞翼楼址上筑亭，因登亭可望后海，故称望海亭。北宋祥符中（1008-1016），高绅植五桂于亭之前，将望海亭易名为五桂亭。后亭废，桂树亦不存。嘉佑中（1056-1063），刁约增扩旧址后再建，复名望海亭。到南宋嘉定年间，亭已破败不堪，十五年，汪纲又重修望海亭^[18]。

蓬莱阁在设厅后，卧龙之下，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，由吴越国王钱镠所建。其名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诗作。蓬莱阁建成后，成了郡城中的标志性建筑，巍巍壮观，非同凡响。南宋状元王十朋所作《蓬莱阁赋》中云：“越中自古号嘉山水，而蓬莱阁实为之冠。”历代均十分重视对蓬莱阁的保护和维修。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蓬莱阁其坏尤甚，旧景不再，汪纲遂作了重修，使其重现风采^[19]。

清白堂在蓬莱阁之西，卧龙山之足。北宋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范仲淹所作。范仲淹徙知越州，在府山西岩下获废井，泉甘色白，他爱泉之清白，遂将井旁的一座凉堂改名清白堂，以“清白”自励。到南宋嘉定年间，该堂不存已久矣。十五年，汪纲命访其所，将其旧址上的都厅重加整葺，恢复范仲淹的“清白堂”旧匾^[20]。

西园，在卧龙山之西。“府治，据卧龙形胜处，龙之口，府东门也，龙之尾，西园也”^[21]。自吴越时此处已为游观之地。随着钱氏王室举家北徙，此园遂废不葺治。北宋景佑三年（1036），蒋堂出知越州不久，即复其旧观。后园内亭宇多坏。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汪纲对园内景观作了增葺，又创“憩棠”一亭，颇为华丽^[22]。

除了对府山一带的景观进行改造外，汪纲还十分重视教育，绍兴历有重学传统，南宋时学风尤盛，“南渡以后，弦诵之声，比屋相闻”^[23]。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岁逢大比，汪纲整葺贡院，增屋三十间，将贡院庭中之泥地全部改建成石砌之地，院前待试地亦填石^[24]。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汪纲在巡视学校后，认为建筑简陋破损，于是决定将其修缮并扩建。

小教场，宋时位于卧龙山上，是教阅、操练军兵以及日常习武的场地。汪纲在教场“院地前筑台门，缭以墙垣，中为堂，曰‘威武’，以为常教之所”^[25]。在小校场之侧设立了制造军械的都作院，建屋20余间。绍兴地处都城临安之侧，系通往海防据点明州（今宁波）之咽喉，故为内地之重镇。府城内除有厢军屯驻外，在水沟坊、卧龙山、秦望门、鲤鱼桥均有禁军驻守。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绍兴府城内驻有军兵近七千人，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府城中有军营12个。由于军舍不足且多已破损，军兵皆僦居于外，因而军纪极为涣散。汪纲针对绍兴驻军人员众多，但军舍不足的现状，对原有军舍作了修缮并又建屋一千余间，所有军兵均入营垒，使军纪有所好转^[26]。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在府城内又增建了苗米仓、糯米仓、银器库、军资库、书籍库、轿库、炭库等数十处物资仓库以及酒楼、馆驿等建筑^[27]。北宋重视道教，绍兴一带信奉的是道教旧派正一教。但事佛之风亦颇盛。两宋时期，在前代所创佛寺庵舍的基础上，在府城和山会两县又新建了佛寺42处，庵舍41处。皇室对于宫观及佛寺庵舍的护持胜过前代。朝廷先后多次对宫观及佛寺敕赐匾额。南宋时，绍兴的一些着名佛寺，还与赵氏宗室的关系相当密切，如“光孝禅寺，专奉徽宗皇帝香火，实际成了赵氏宗室的家庙”^[28]。嘉定十五年，汪纲大修宫观及寺庙，重修了天庆观、告成观、千秋鸿禧观、报恩光孝禅寺、本觉寺、城隍显宁庙等^[29]。有些宫观及寺院遂成了当地之胜景。如千秋鸿禧观，又名天长观，位于会稽县东南五里，系纪念贺知章而建。汪纲认为原有宫观偏小，因而对天长观的六十余间房屋作了更新，又增建了真武殿、先贤列仙祠并贺秘监祠、爽气堂。在天长观之前筑了一园，取名“赐荣”。汪纲在园中之柱上题写了李白忆贺知章之诗：“敕赐鉴湖水，为君台沼荣。”园中筑了幽襟、逸兴、醒心、迎棹四亭。又筑长堤十里，夹道皆种垂杨、芙蓉。春波桥横跨湖面，犹如长虹卧波。此处春和秋丰，花木林影，左右映带，风景尤胜，成了越中的清绝之地^[30]。

四、扩大厢坊，完善建置，奠定城市基本格局。

在唐代以前，“越城之中多古坊曲”^[31]，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分设，“坊”内住有居民，“坊”之四周筑有围墙，坊内有一条或两条大路通往坊外，是“坊”的主干道，又有若干小路交叉，称为“曲”。作为商业区的“市”则设在“坊”的外边，在市中设“肆”。到唐代末期，随着城市发展和商业经济的活跃繁荣，这种传统的坊市制已有所改观，居民区的坊墙亦渐被拆毁。至北宋大中祥符时，绍兴府城内已有新的坊巷聚居制的记载，城内共设32坊。而“坊”的功能则从居民区演变为行政区划，其间包含一定的商业网点。从绍兴初年始，绍兴城市发展很快，到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城内俨然一派繁华景象。南宋状元王十朋在出任越州签判时，从卧龙山顶俯瞰这座城市，写下了描述绍兴城市的美文佳句：“周览城闉，鳞鳞万户。龙吐戒珠，龟伏东武。三峰鼎峙，列障屏布，草木笼葱，烟霏雾吐。栋宇峥嵘，舟车傍午。壮百雉之巍垣，镇六州而开府。”到宋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，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，府城内已形成了“一河一街”、“一河两街”和“有河无街”的水城格局，纵横交错的河道与街道，把府城分割成许多坊巷。于是汪纲把府城内的建置扩大到五厢96坊，“厢”就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坊巷、街道、商店和市场所构成的。这个规模为大中祥符年代的三倍。其时，除临安外，绍兴为其它城市所不及。临安作为南宋都城，规模庞大，城内共设九厢85坊，明州城区分为四厢54坊，湖州城区分为四厢55坊，严州城区分二厢19坊。绍兴的城市规模和地位显然高出其它各府。

厢坊制的建立，彻底打破了官民分居、坊市分离的格局，官府衙门、贵戚府第与一般市民住宅互相杂处，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散布于城市各处^[32]。

绍兴五厢96坊的具体设置是：会稽县界设第一、二厢，计40坊。山阴县界设第三、四、五厢，计56坊。

第一厢下分外竹园、里竹园、晋昌、元真、外钟离、里钟离、静林、甘露、外梧柏、里梧柏、杏花、亲仁、目连、季童、义井、新路、小新、都亭、法济、孝义、礼烟等21坊。

第二厢下分棚楼、花行、日池、月池、照水、小德政、宝幢、庆陵、石灰、朴木、乐义、永福、押队、诸善、上党、义井、祥符、詹状元、莫状元等19坊。

第三厢下分西河、小驿、南市、富民、华岩、铁钉、蕙兰、德惠、大市门、治平、甲子、开元、南观仁、狮子、云西、菩堤、耀灵、植利、采家、柴场、京兆、天井、水沟、大新、河南、施水、船场、府桥、桐木、槿木、爱民等31坊。

第四厢下分贤良、火珠、少微、板桥、北市、瓦市、双桥、水澄、新河、大路、石灰、锦鳞、武勋、书锦、迎恩、草貌、笔飞、斜桥、戒珠、王状元等20坊。

第五厢下分教德、卧龙、车水、显应、秦望等5坊^[33]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绍兴府城内各坊的名称，反映了绍兴的地域文化，有的取自桥名，有的取自宫观、寺院之名，有的取自市场之名，有的取自当地风俗礼仪，类型很多，不胜枚举。尤其是绍兴府聚居着许多官户，大多都是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的，他们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所在的城市，若是得中状元，更成了当地的荣耀，有的坊巷即以此为名。宋淳熙乙末（1174年），郡人詹骙得中状元，其所居之地德政坊更名詹状元坊。此后21年，莫子纯又中魁，于是复立莫状元坊。之前，绍兴已有状元坊之名。王佐在高宗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中进士第一，其时，府城中首次将一坊取名状元坊。到嘉泰元年时，王状元坊已废，只有詹、莫二坊了。嘉定十七年，知府汪纲在王状元坊旧址上重建，并恢复旧名。同时在96坊之前新筑华表，重题坊名^[34]。

在这五厢96坊中，又设置了照水坊市、清道桥市、大云桥市、大云桥西市、龙兴寺前市、古废市、驿地市、江桥市等八个集市，组成了城市内部的商业网。

结语

《宋史》说汪纲“机神明锐，遇事立决。在越佩四印，文书山积，而能操约御详，治事不过二十刻，公庭如水，卑官下吏，一言中理，慨然从之”。汪纲担任绍兴知府长达七年，任期内勤勉工作，上得朝廷信任和赏识，下受同僚乃至一方百姓的拥戴。理宗“特畀二秩，守户部侍郎，乃赐金带。卒后，追赠宣奉大夫”^[35]。越人闻汪纲卒讯，“有相率哭于寺观者”^[36]。

汪纲在嘉定年间对绍兴的大规模建设，其规划体现了前瞻性、科学性和合理性。他在保持城市原有风貌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绍兴城市的长远发展，使城市功能得以完善，城内的厢坊建置、街衢布局、河道分布等基本定形，历元、明、清直至民国，都没有大的变化。他在建设中突出古城保护的理念，尤其是重点保护城市的水系和名胜古迹，修建公用设施，建设民生工程，传承和弘扬绍兴历史文化，可谓造福于民，泽被千秋。他以廉洁勤政取信于民，兴建公共设施，汪纲带头捐款，而个人则“服用不喜奢丽，供帐车乘，虽敝不更”^[37]。

汪纲对古城的建设，进一步巩固了绍兴作为京畿重镇的地位。他在城市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念，在当今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